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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新聞>>理論

        哲學研究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開拓者

        ——艾思奇哲學思想研究

        龐元正 董振華

        2019年10月14日08:26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哲學研究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開拓者

          【哲人追“思”①】

          開欄的話

          哲學承擔著傳承知識、啟迪思想、引領時代的重任。在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發展中,我國一大批老一輩哲學家曾作出過卓越貢獻,他們德業雙馨,致力于在為國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實現價值。加大對他們哲學思想的學術研究,本身就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為此,本刊特開辟《哲人追“思”》專欄,集中刊發一批專門研究老一輩哲學家學術思想的研究成果,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禮。

          在中國現代哲學思想史上,群星璀璨,大家薈萃。如果要找出一位與中國大眾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命運最為休戚相關的職業哲學家來,可以說非艾思奇莫屬。艾思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首倡者和忠實踐行者,是廣大人民群眾喜愛的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革命家。

          1、從愛國青年到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艾思奇獨特的人生經歷塑造了他愛國主義的人民情懷,偉大的革命生涯造就了他不懈的斗爭精神,深厚的學術造詣鍛造了他犀利的批判精神。從一個愛國青年成長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是艾思奇人生軌跡的生動寫照。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騰沖一個具有愛國情懷和民主思想的蒙古族家庭。其父李曰垓是云南辛亥革命及護國起義元老之一,具有民主主義思想傾向,曾參與領導了辛亥革命中的滇南起義和蔡鍔在云南發起的討袁護國運動,擔任了蔡鍔護國軍的秘書長,起草了通電全國的討袁檄文。其兄李生莊是五四時期云南學生運動領導人,1926年考入東南大學攻讀西洋哲學,擔任校學生會負責人,后加入中國共產黨。艾思奇從小就受到父兄的愛國情懷和人文精神的熏陶。1925年,15歲的艾思奇考入云南省一中,在那里就開始積極投身于進步思想的傳播活動,參加了“青年讀書努力會”,初步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成為學生運動的重要骨干。

          1927年,17歲的艾思奇滿懷著求知的渴望、立志救國的雄心和父親“工業救國”的期望,東渡日本留學,后考入日本福岡高等工業學校采礦系。在日求學期間,他在掌握日語基礎上自學德語、英語,廣泛吸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種知識。他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系統學習和研讀了德國古典哲學著作,尤其是在接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后,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所深深吸引。他閱讀學習了《反杜林論》《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經典文獻,還對照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德文原本與日文翻譯進行學習。對各種知識的廣泛學習涉獵,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刻苦攻讀,對中國社會現狀的深入思考,使艾思奇的思想發生深刻轉變。他接受和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從單純的愛國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他在《自傳》中說:“我總想從哲學中找出一種宇宙人生的科學道理;但古代哲學很玄妙,都說不清楚,最后讀到馬、恩著作,才豁然開朗,對整個宇宙和世界的發生和發展,有了一個較明確的認識和合理的解釋。”他放棄了“工業救國”這一不現實的思想,在寫給父親的信中他提出:“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桎梏下,單講建設工業能達到救國的目的嗎?”從而下定決心棄工從文,樹立起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堅定信念。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入侵中國東北,激起了艾思奇的極大義憤,毅然棄學回國,投身到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中。1932年初,艾思奇來到上海,在泉漳中學任教,同時參加了黨領導下的愛國組織“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開始發表研究中國哲學思潮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章,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社會科學家聯盟”。1935年由周揚、周立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這一時期起,艾思奇作出了人生的重要選擇,決心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救國救民的真理,作為自己終身為之奮斗的事業,開始了研究、宣傳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生涯。

          艾思奇的哲學研究和革命活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33年到1937年在上海時期。艾思奇撰寫了大量哲學文章,出版了《大眾哲學》《新哲學論集》《哲學與生活》《民族解放與哲學》《思想方法論》等文集與著作,翻譯出版了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新哲學大綱》一書等。在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時,他還根據革命斗爭的需要對封建階級哲學、資產階級哲學與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進行了批判,有力地捍衛和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真理。

          第二階段是1938年到1948年在延安工作和解放戰爭時期。艾思奇在擔任繁重的領導工作的同時,繼續在傳播、研究、宣傳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他響應毛澤東同志的提議籌建了延安新哲學會,參加了毛澤東同志組織的哲學小組,擔任馬列學院哲學教研室主任。他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原則,發表了很多極有針對性和頗具影響力的文章,撰寫了哲學《研究提綱》,編輯了《哲學選輯》,編寫了《科學歷史觀教程》,翻譯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信》,主編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一書。這一時期,艾思奇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進行了多方面的哲學研究;同時以哲學為武器,為反對黨內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和開展整風運動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宣傳工作。

          第三階段是1949年到1966年新中國成立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艾思奇為適應廣大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急切需要,從講述社會發展史入手,有重點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出版了講演文集《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一書。從1953年開始,艾思奇先后擔任了馬列學院哲學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擔負起研究、宣傳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更為重要的工作。1954年,他編寫了《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1961年主編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為我國的干部教育和高等學校提供了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通用教材。這一時期,艾思奇還特別注重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宣傳。他把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重要哲學著作,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主要成果,進行了大量的宣傳、闡釋和研究,為中國共產黨人確立自己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作出了重要貢獻。

          艾思奇從青年時期開始終身戰斗在哲學理論戰線,像他這樣理論著述之多、研究領域之廣、社會影響之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可以說屈指可數。而開創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研究,則是艾思奇哲學思想最為鮮明的特點和最為重要的成果。

          2、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拓荒者和引領者

          哲學大眾化是艾思奇整個哲學活動始終堅持的方向。他在中國開哲學大眾化風氣之先,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第一人”。

          1934年年底,艾思奇開始為《讀書生活》半月刊每期寫一篇通俗哲學的文章,連續寫了24篇。1935年底,艾思奇將這些文章集結成冊,以《哲學講話》為名公開出版,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一年中連續再版三次。后因國民黨當局的查禁,易名為《大眾哲學》繼續出版。在這部著作中,艾思奇以普通大眾作為讀者對象,以生動鮮活的事例、通俗易通的語言和深入淺出的方式,將當時中國大眾還不了解不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認識論和辯證法,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講解和闡述,揭去了哲學神秘的面紗,架起了人民大眾通向哲學的橋梁,受到了進步青年和廣大讀者的喜愛和贊譽。在新中國成立前,僅讀書出版社就印刷發行《大眾哲學》32版,創造了哲學書籍在中國出版的奇跡。由于受到《大眾哲學》的啟迪和影響,很多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年輕人和進步人士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投身抗日,投身革命;還有不少人受到《大眾哲學》的啟蒙,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過實踐的錘煉成長為中國革命事業的中堅力量和領導干部。艾思奇所開拓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方向,得到了毛澤東同志這樣的革命領袖和大哲學家的贊賞和高度肯定。1937年,艾思奇從上海一到延安,毛澤東同志就親切地說:“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眾哲學》我讀過好幾遍了。”毛澤東同志還將《大眾哲學》推薦給黨的干部,并將其確定為抗日軍政大學教材。他還要求當時在蘇聯學習的兩個兒子認真閱讀《大眾哲學》。毛澤東同志在寫作《實踐論》《矛盾論》時,也吸收了《大眾哲學》的一些思想;在解釋事物的變化發展時,毛澤東甚至借用了《大眾哲學》中使用的雞蛋孵化成小雞的生動例子。

          為什么艾思奇能夠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問題呢?這絕非偶然,它來自艾思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階級性和實踐性的深刻體悟和自覺追求。艾思奇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翻身求解放的理論武器,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指導人民群眾革命運動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把馬克思關于“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會變成物質力量”的思想作為進行哲學研究的根本指導。在《大眾哲學》修訂本的結語中,他特別地重復以前的話指出:哲學的重要任務是在于改變世界,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哲學,依據這個思想武器,無產階級先鋒隊就能勝利地領導工人、農民及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改變世界改造中國的斗爭。他深刻地認識到,革命理論不會在人民大眾中“自然地直接發生出來”,必須由革命階級的先進代表努力探求,經過宣傳教育和實踐,把理論原則和群眾的實際斗爭生活相結合,然后才能成為廣大群眾的思想,成為實際革命斗爭和改變世界的物質力量,而這就必須走一條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道路。對此,有一個事例發人深思。曾是蔣介石高級顧問的馬璧先生1981年從臺灣回到大陸后,曾為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題詩一首:“一卷書雄百萬兵,攻心為上勝攻城。蔣軍一敗如山倒,哲學尤輸仰令名。”馬璧曾回憶說:蔣介石潰退到臺灣以后,不止一次對下屬說“我們和共產黨較量,不僅是軍事力量的失敗,也是人心上的失敗。比如共產黨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你們怎么就拿不出來”!可以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通過大眾化轉化為改造舊世界的強大物質力量的有力佐證。

          那么,怎樣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呢?艾思奇在有關論述中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和原則。首先,他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明白地站在大眾立場上的前進的哲學”,一個大眾思想家必須站在“中國大眾的立場”,要“善于了解群眾的切身要求,體察人民的思想情緒,為群眾說出他們心里真正要說的話”。艾思奇深刻認識到,舊中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一般大眾面臨著可怕的知識饑荒,廣大青年迫切尋求光明的出路。這是促使他決心為廣大群眾提供一部通俗化的哲學讀物,從而讓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神力量轉化為改造舊中國的強大物質力量,這就成為他撰寫《大眾哲學》的初衷。他稱《大眾哲學》“不是裝潢美麗的西點,只是一塊干燒的大餅”,是要給那些在都市街頭,在店鋪內、在鄉村里的失學者們一解智識的饑荒。其次,他指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是一項艱苦的工作,需要付出全部身心,要十分重視通俗化的寫作技巧。艾思奇從自己切身體會出發指出,“寫通俗文章比專門學術文章更難”,“這困難在哲學這一門最一般的學問上更是顯著”。他結合《大眾哲學》的寫作,不無感慨地說:“如果我用同樣的精力來做專門的學術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兩倍以上的成績了罷。”他分析說,專門學術的文章,不十分著重寫作技巧,通俗的文章要寫的具體、輕松,要和生活打成一片,寫作技巧是第一要義。這些重要思想,通過艾思奇的身體力行,對推進哲學大眾化產生了重要的引領和示范作用。

          3、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首倡者和踐行者

          艾思奇不僅是哲學研究大眾化的第一人,而且也是哲學研究中國化的首倡者和忠實踐行者。1938年4月,艾思奇針對抗戰以來中國哲學界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在《哲學的現狀和任務》一文中鮮明地提出:“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同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號召,更加堅定了艾思奇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信念。他認為,辯證法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首要的是辯證法唯物論的中國化,因此他在《哲學是什么》等教材和文章中進一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辯證法唯物論中國化”的口號,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闡述。

          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什么要中國化,艾思奇認為,中國當時面臨的“最大的實踐問題,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民族危機更達到了生死存亡的最緊要關頭,解放運動已發展到非來一個廣泛的武裝抗爭不可了”。“哲學在這個時候應該和這個運動聯系起來,擔負起一部分的任務”。“使中國更多更廣泛的人能夠掌握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論,使這一革命斗爭的最銳利武器成為廣大群眾都能夠使用的工具,使中國革命運動更能夠不因為遭遇到錯誤和挫折而延遲了發展的進程,更能夠迅速地完成——這才是提出中國化的口號的真實意義”。他進一步分析指出,以往的哲學用大眾化通俗化消除哲學的神秘主義,使人們的生活與哲學接近,這無疑有極大的意義。但是,這只是哲學研究中國化的初步要求,使哲學通俗化并不等于哲學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要堅決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用辯證法唯物論和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來正確地研究和把握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來正確地決定革命的任務和戰略策略。從而,就從哲學大眾化與中國化的相互關系上,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必要性。

          對于怎樣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艾思奇認為,從根本上說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把辯證法唯物論應用于中國的實際,其哲學根據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統一的問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是矛盾普遍性的體現,中國的具體國情則是矛盾特殊性的體現,而要做到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就要反對教條主義和閉關自守主義兩種錯誤傾向。教條主義表面上打著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旗號,但是否認中國社會矛盾的特殊性,因此是不可能做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他指出,引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論和原理,“只要眼睛一刻忘記了看清楚中國的實際的環境條件,它就不再是反映客觀事變的發展規律的唯物論原理,就會變成沒有實際意義的教條”。因此,他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發現的社會發展規律,“一刻也不能忘記,這些規律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中間,因著客觀條件的差異,而有著各種各樣特殊的表現形式”。閉關自守主義則以強調“中國特殊性”為名,抹殺人類歷史的一般規律,排斥和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認為這些東西“都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不需要這些東西”。因此,閉關自守主義也根本不可能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艾思奇還對閉關自守主義的本質進行了深刻剖析,指出這種思想“裝著進步的面貌”“骨子里來進行阻礙進步反對革命的勾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必須要反對的。

          尤為可貴的是,艾思奇最早闡明了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獨特貢獻,為深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指明了正確方向。在1941年《抗戰以來的幾種重要哲學思想評述》一文中,他通過對各種重要哲學思想的對比研究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就是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解決中國抗戰問題的“輝煌范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辯證法唯物論應用的最大的歷史收獲”。他分析說,這些著作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是能夠最正確地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的”,而且“這幾本著作,在中國的辯證法唯物論的研究上,也是有許多新的貢獻的”。從延安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后,他還特別重視對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等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的研究和宣傳,始終把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作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正確方向和最為重要的內容,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所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雖然從現在的觀點看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但它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貢獻,成為了新中國第一部權威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4、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化的先驅和典范

          在艾思奇看來,哲學的大眾化中國化與哲學的現實化緊密相關,所以在提出哲學大眾化中國化的同時也明確提出了“哲學現實化”的問題。艾思奇所說的哲學現實化與今天所說的哲學時代化,二者名異實同、異曲同工,有著共同的本質要求,即哲學必須與時俱進,體現時代精神,回答時代問題,在吸收實踐最新經驗和科學最新成果的基礎上推進哲學發展。艾思奇指出,“哲學是有它的時代任務的”,馬克思主義的新哲學“跟著人們的實踐的進步,而提起新的問題,而獲得新的內容”“跟著人類歷史的實踐而發展,因著時代的任務而展開。”艾思奇在哲學現實化時代化研究中作出了卓越貢獻,堪稱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化的先驅和典范。

          艾思奇提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化,這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本性和其在中國社會被需要的程度所決定的。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艾思奇對此認識極為深刻,他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哲學”,擔負著改變世界的使命。同時,他深感在當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還只做到介紹、闡明和啟蒙的地步”,雖然也有不少人努力于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的應用,但還沒有很好的成就。他認為,這就是因為不知道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活用于新的現實的緣故”。他還深入分析了導致哲學脫離現實和時代的兩種公式主義傾向,一種是使馬克思主義“完全與現實絕緣,使它變成書齋里的純理論公式”;“一種是表面上裝著對于現實非常關切的樣子”,用“教條來抹煞了當前最重要的救亡任務”,“實際上卻忽視了實踐的現實基礎”。因此,他強調,必須根據新的實踐展開哲學研究,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真正指導的實踐的哲學”。

          艾思奇對怎樣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化有著多方面的深刻分析。

          首先,他認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化,必須使哲學反映自己的時代精神。馬克思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艾思奇對哲學與時代的關系有深刻的體認,他認為,“新哲學的真精神,是在于它的極現實的方法,在于它決不脫離現實的人類歷史。”“研究哲學的人,不能不注意到他的時代的任務”。他提出,處于民族解放事業中的中國哲學“要把哲學的研究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實踐任務聯系起來”,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指針,同時也以民族解放運動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他的《大眾哲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本改變了無數人命運軌跡的書、一本影響了幾代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的書,關鍵就在于它的現實性時代性,它把握和體現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時代精神和世界進步潮流,引起了廣大群眾對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的思索和共鳴,因而才能夠產生廣泛而持久的社會影響。

          其次,艾思奇認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代化,必須回答時代提出的新問題,總結實踐的新經驗。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新哲學是戰斗的實踐的哲學,他跟著人們的實踐進步,提出新問題,獲得新內容,在消化吸收“每一時代的豐富的革命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發展自己”。他把列寧和普列漢諾夫作了對比分析,指出列寧由于重視對實踐中新問題的研究,發展了唯物主義反映論,提出矛盾統一法則是辯證法的核心,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普列漢諾夫雖然也是最優秀的哲學家,“就因為不能吸收實踐經驗和自然科學成果的緣故,就因為不能把新哲學適用于新的時代階段的緣故”,“不但不能把新哲學推進,反而在種種問題上后退了”。他針對哲學研究與時代脫節的傾向指出,如果只是以引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句為能事,而不是根據新的事實推進哲學發展,至多成為一個考據者,而不能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最后,艾思奇認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化,必須不斷地吸收自然科學上的最新成果。恩格斯指出:“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艾思奇非常重視恩格斯的這一重要思想,他反復強調哲學是科學發展的總結,“一定時代的新哲學,是以這一時代的科學成果和科學發展為基礎的”,只有善于吸收現代科學的最新成果,才能建立和發展適應時代需要的進步的新哲學。為此,艾思奇特別重視自然科學最新成果的研究。1933年,他翻譯了日本著名核物理學家菊池正士的《最近物理學展望》《宇宙線》兩篇文章,向國內讀者介紹現代物理學的最新進展,同時也為從哲學上總結自然科學最新成果做理論上的準備。此后,他始終重視哲學對自然科學最新成果的總結和吸收。1958年,艾思奇提出,在科學技術日益進步的時代,應當使自然辯證法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在他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在全國率先開辦了自然辯證法學習班。在他的指導下,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編寫了全國第一部自然辯證法著作《自然辯證法提綱》。他希望通過這部著作發展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思想,解決好哲學與自然科學新發展的關系問題。1965年,艾思奇在《紅旗》雜志發表《唯物辯證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論武器》一文,對日本理論物理學家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的思想給予高度評價,指出“由原子理論到基本粒子理論的發展歷史,一次又一次更有力地證明了這個唯物辯證法的真理”。這篇反映哲學時代化的論文,是他逝世之前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艾思奇盛年早逝,離開我們已經50多年。作為一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始終以捍衛、傳播、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己任,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方向,被毛澤東同志評價為“黨在理論戰線上的忠誠戰士”。斯人已去,英名永存。艾思奇所開拓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方向,在當代中國廣大哲學工作者中薪火相傳,發揚光大。

          (作者:龐元正、董振華,分別系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原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主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副主任)

        (責編:任一林、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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